6年前 (2015-02-19)  经验分享 |   抢沙发  28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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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从未见过如奶奶那般乐观向上又不乏智慧幽默的人。她的一生用来等待一个乘大船离去的人,他像她人生的背景,一切皆与之有关却又似乎能够抽离。有些人的生命注定不合常理,只是,倘若她有足够的镇定自若,悲剧的人生里也能开出极乐的花。

1937·荆州

杨桂菊是湖北荆州城东绸庄老板最小的女儿。杨家世代经商,分号遍布长江流域。位于汉口江汉路168号的分号紧临着汪家的绸缎铺,半年世纪后,杨汪两家财势均已中落,杨家人散落四处,汪家那个名为汪明荃的后人成为红极一时的港星。

1939夏天,杨桂菊穿了一件藏青色底起紫色云朵图案的丝质短旗袍。

空气炎热,蝉在枝头不安地聒噪。街上偶尔传来一两声枪响。据说日本人已打过了长江。杨家的左厢房里住着一队国民党军队,杨家每天吩咐厨房蒸两大笼馒头,煮上百个鸡蛋犒劳抗日英雄。吃饭时间,军人们聚集在院中,狼吞虎咽。只有一个人保持着成年人吃饭的优雅。他身材高瘦,独自坐在一张方桌前,仔细地将鸡蛋皮剥干净,将圆润洁白的蛋举到眼前端详片刻,然后才很享受地咬下一口。

他叫李大佐,是这支部队的将领。

战况越来越紧迫。不断传来消息,日本人所到之处,年轻女子被奸杀。国民党军节节败退,荆州可能失守。

母亲说,这支部队里谁愿意娶你,你就跟谁去吧。

杨桂菊望向院子里的李大佐,他正在用纤长的手指卷指烟,金黄的烟丝被卷裹在褐色的粗纸中,细细长长,像一根精巧的、顶端站着星星的树枝

母亲顺着她的目光望去,叹了一口气,说让你爹去谈,成不成看你的造化了。

当天晚上,杨桂菊便成了李大佐的媳妇。

第二天,李大佐提议去照结婚照,“要像《大公报》上登的那种,你的头上披块白纱巾。”李大佐比划着说,憨憨地笑。

江汉平原晴热的七月天,空气里弥漫周围村庄被烧焦的气味。走进一条小巷,忽然,一粒石子呼啸着飞过,李大佐将杨桂菊扑倒在地,掏出手枪紧张地张望。小巷尽头跑出一群顽皮的孩子,手里拿着弹弓,奇怪地看着这一对男女。杨桂菊从李大佐宽厚的肩膀中探出头来,哈哈大笑。李大佐刮了一下她的鼻子,说你还笑,以后有你哭的。

杨桂菊心里开着一朵金黄的线菊。她紧紧跟在李大佐身后走进一家名为大上海的照相馆。照相馆的自鸣钟滴答滴答响个不停,李大佐坐在木桌边,手指有节奏地敲击桌面。他看着自己的新娘被抹上鲜艳的红唇,头顶披着洁白的“纱巾”走了出来。他笔直地站在她身边,镁光灯闪亮的一瞬,紧张地绷直了身体。

1941·重庆

李大佐的右手被流弹削飞了一根小指。当他手缠绷带回家,杨桂菊什么也没问。晚上,李大佐说,你咋没哭呢。“你又没死。”杨桂菊说。李大佐哈哈大笑。杨家的小姐终是有贵族血统的,不似一般小妇人那般粘粘乎乎婆婆妈妈。他喜欢这个已初为人母的年轻女子,22岁的华年,皮肤白里透红,在战火纷飞中依然保留了优雅与乐观。她不喜欢与太太们打麻将,坚持每天晚上在油灯下绣女红。李大佐白色麻布的内裤底边绣着咖啡色的云龙图案,第一次穿上时,他很不好意思地低头看着这繁花似锦。

“这,像话吗?”他孩子般无助地问。

“很好看!”

他的脸更红了,心上却很是甜蜜。

那是他们相识后最祥和的一年。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采取绥靖政策,李大佐大部分时间呆在重庆的家中。他弄来了一辆半旧的自行车,在院子里教杨桂菊骑自行车。杨桂菊穿一件锈红色的棉布小褂,黑色布裤与浅色的绣花鞋。绸庄掌柜的女儿总能想办法打扮得与众不同。每次看到满街的黑与蓝,李大佐总想不通她如何能够找到那些颜色鲜亮的布料。

杨桂菊坐在自行车座板上,李大佐在身后紧紧抓住后座。夏天的一场暴雨落了下来。硕大的雨滴将杨桂菊锈红色的布褂染成了咖啡色。自行车的车辙在泥地上划了一圈又一圈,终于,李大佐松开了手。杨桂菊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院子里飞快前行,头发上滴着水珠,身上却蒸腾着热气。她像坐在一只梦幻的旋转木马上,一圈又一圈地在同一个地点经过那张熟悉而亲切的脸。他朝她笑,朝她挥手,朝她做鬼脸,他像一把刀,将快乐深深刻进她的心房。

1949·上海

在二字头年龄的尾巴上,杨桂菊依然美丽如少女。她看到过太多场战争与死亡,眼睛里却依然保留着女童的纯净与稚气。多半时候都是笑咪咪的,有时也会发呆。惟一的一次大哭是1943年,一枚弹片穿进了李大佐的胸膛。她扑在他身上失声痛哭,竟将已经接近昏迷的他唤醒。他说,小囡,你不哭,我就不会死。她立刻噤声,睁大眼睛看着他。他用力笑了,在昏迷前记住了她美丽的脸。

1949年,国民党将领纷纷开始了逃亡之旅。李大佐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杨桂菊。她每天晚上如婴儿般绻缩在他身体的阴影中,很快便进入梦乡。他望着她的脸,它比12年前自己在照相馆里看到的那张红唇惊艳的脸更加丰满圆润,纷飞的战火没有在它上面留下任何印记,她似乎天生便有一种对于人生悲苦强大的遗忘功能。他轻轻吻了一下她的脸庞,他已经决定不走,如果要死就死在她脚下的这片土地。

8月13日没有月亮。她忙了一天,去街上买了葱油饼,卤了鸡蛋与五花肉。深夜,她打好了包裹。他惊讶地问,我们要去哪里。

“你走。”

他跳起来,本能地喊,不。

她湿润的眼晴阻止了一切语言。

大船三更启航。他在黑暗里紧紧抱着她。她闭着眼睛,仿佛睡着一般。如无数个他无法入眠的夜晚看到的那般安详。他以为她睡了,以为她什么都不知,却不知她与自己一样,夜夜难眠。为着即将的分离,为着未知的命运。

她送他去码头。街道寂静得像一座公墓。她紧紧挽着他的胳膊,脚步噼啪作响地打在漆黑的路上。

他说,我会想办法接你过去。

她说,我知道。

大船在黑暗中像一座不可愈越的高山。人们安静而迅速地走上船去。她推他,先是轻轻地,然后死劲地、拼命地、歇斯底里地将他往船上推。他看不清她的脸,只能感觉到她的手掌,沾了第一滴晨露,冰凉。

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驶向远方。她的心脏如同被割裂般疼痛起来。一个人,走在来时的路上,脚步噼啪地打着微明的路,有一次,她蹲下身子,眼泪滴在路面上一只早起的蚂蚁身上,蚂蚁受了惊吓,飞快逃走了。人如蝼蚁,在强大的命运面前,逃生、逃生。

1959·荆州

杨桂菊是荆州第四纺织厂的厂花,尽管她已不那么年轻。这个解放前大户人家的小姐、国民党军官的太太保持了恰当的矜持与神秘。她工作出色,不近男色,遇人总是有礼貌地微笑。她的孩子们穿着整洁的白衬衣,衣服的袖口处偷偷藏着鲜丽的刺绣图案。有时是一朵花,有时是一只小猫,有时是谁也看不懂的勾线。

每个星期至少有两次,她带他们去厂里的公共浴池洗澡。将湿漉漉的头发用白色毛巾挽起,站在浴池门口给两个女儿梳头发。女儿们的头发又黑又长,她拿一把嫩绿的塑料梳子,轻轻浅浅地从上至下拉下来。偶尔遇到打结的头发,便耐心停下来。邻居家的女儿被母亲用粗糙的木梳将头皮拉得生疼时,总是忍不住喊,你怎么不像李玉婷的妈。“她是大小姐,你妈是大老粗。”女孩被母亲呵斥着不再吭声。

至少有一千个人对杨桂菊说,李大佐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偶有媒人受托来提亲,告诉她只要在报上登个启事,就能解除婚姻关系获得自由。她也不驳斥人家,只是轻轻地说,若论英俊潇洒,这世间没有人能比过李大佐。于是媒人便说她痴,英俊潇洒怎抵得过生活艰难。

1959年冬天异常寒冷。大饥荒已经初露端倪,即使拿着钱也很难再买到粮食。杨桂菊每天下班便骑着自行车去城郊,期望正巧遇到卖黄豆或马铃薯的农民。一日,她惊喜地看到附近的驻军部队向外扔患了猪瘟、奄奄一息的猪。

杨桂菊求那个年轻的战士给自己一头病猪,驮在自行车后座上。当她骑着负重的车,歪歪扭扭地驶入黄昏,那个暴雨的夏天午后忽然不期而至。也是这样的情形,把不稳龙头,车子左右摇摆。“加油!”李大佐说。他微笑的脸像一把刀,深深刺进了她的胸膛。寒风中,杨桂菊开怀地哭泣。十年了,她从未有过这样的一次,尽情地、毫无顾忌地思念,毫无顾忌地流泪。她被现实推着一步步前行,走得太快,忘了现在。

杨桂菊将那头猪腌成了腊肉。在此后物质生活最为匮乏的一年中,她的孩子们因为能吃到猪肉而无比骄傲与自豪。

2008·武汉

父亲说,奶奶杨桂菊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。文革中,如她这般身世的人受到了众所周知的待遇,许多人或者自杀或者因郁成疾。

过了70岁,奶奶脸上的皮肤依然白晰紧实,偶尔她还会自娱自乐地绣一对漂亮的枕套,洁白的棉布底子上是大朵大朵盛开的牡丹。她始终保持着矜持与神秘,那张传闻已久的结婚照,央求多次她都不肯拿出来给我看。姑姑李玉婷说,奶奶是一个真正的贵族。

李大佐曾经被找到,在台湾,已另娶妻室,并育有两子,于1986年病逝。这个消息令奶奶痛哭了整整三天。

隔了很久,我们才敢问她当初伤心究竟是因为他的死,还是他的另娶。“若论英俊潇洒,这世间没有人能比过李大佐。”奶奶答非所问。

“倘若别人想看你的笑话,你就一定要努力活得更好。人生好与不好,其实可以是自己一个人的事。”奶奶似乎从未后悔用一生去等待一个人,或许某种等待,久了,便成了信仰,而有信仰的人,终究幸福一点点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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